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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lled是什么意思中文翻译(filled是什么意思英文)

时间:2023-03-23 15:53:23 浏览:

2017年12月16日下午5时,著名诗人、翻译家、出版家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因患淋巴癌在和平里医院逝世,享年94岁。

屠岸,原名蒋壁厚。1923年11月22日生,江苏省常州市人。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。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;后动笔翻译外国诗歌。解放后曾任华东《戏曲报》编辑、中国剧协《戏剧报》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、剧协研究室副主任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、该社总编辑。 屠岸一生著述丰厚,著有《萱荫阁诗抄》《屠岸十四行诗》《哑歌人的自白》《深秋有如初春》《诗论·文论·剧论》《霜降文存》《晚歌如水》《屠岸诗文集》(8卷),口述自传《生正逢时》等,译著有惠特曼诗集《鼓声》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》、斯蒂文森儿童诗集《一个孩子的诗园》《英文著名儿童诗一百首》《济慈诗选》《英国历代诗歌选》《英语现代主义诗选》等。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。2011年11月,获得“2011年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”奖。

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、《诗探索》主编吴思敬听到屠岸先生去世的消息,感到非常痛心和惋惜。“我和屠岸先生是忘年交。我曾带着研究生不止一次访问过他,也不止一次和他一起参加诗歌活动。多年来他对我的教导、呵护,到现在想起来都感到特别温暖。”吴思敬说,屠岸先生创作时间跨度大,创作成果丰硕,更重要的是他给当代诗坛提供了一种执着的精神,一种做人的楷模,一种高雅的风范。他的去世,对诗坛是重大的损失。

吴思敬表示,屠岸先生从1938年开始写诗,他的诗歌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系起来,把个人感受与哲学意蕴结合起来,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手法结合起来,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,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屠岸先生的代表作《纸船》《深秋有如初春》《水仙》《济慈墓畔的沉思》《出夔门》等,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对真与美相统一的境界的追求。屠岸先生的翻译工作借鉴了英语诗歌的传统,对自由精神的呼唤、不畏强暴的精神气质,在他的诗歌和为人处世上都表现得很突出。屠岸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受到冲击,但他把这一切都看得很淡,越到晚年,看世界越是通透,他的诗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,也有柔美的表现方式。语言的气质和外在的柔和融合在一起,不是锋芒毕露,却有温热的力量。“屠岸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儒雅温和的谦谦君子,但他决不是唯唯诺诺的老好人,而是‘智欲圆而行欲方’。在有关民族道义的大是大非面前,他总是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。他的气度和风骨,是对我们最珍贵的启示。”吴思敬说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强说,2017年4月份,屠岸先生还参加人文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“聆听书韵:2017春之声朗诵会”,朗诵过莎士比亚和杜甫的诗。他的身体不太好,主持人告诉他朗诵完可以写先走。但他觉得提前走不太礼貌,仍坚持到最后。每年年末,人文社组织的老干部茶话会,屠岸先生都会参加,他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前辈,往那里一坐,大家都觉得心里踏实、温暖。但是今年,屠岸先生的座位将是空的了……

据悉,屠岸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下周举行。

中华读书报曾专访屠岸先生。今天我们刊发此文,以志纪念。

屠岸:来世我还做诗人

“屠岸是执著的‘美’的不懈追求者;细心且有耐性地去发现事物中的美、圣洁、欢愉。直到晚年,屠岸的诗也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,一种不做作的诚挚的童心。”这是洪子诚、刘登翰在合著的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修订本中对屠岸的评价。

这一评价颇得屠岸本人的认可。已年过九旬的屠岸,仍觉得自己的心态是年轻的。尤其每有新诗,甚至会手舞足蹈!但是,他又觉得,虽然写了一辈子的诗,仍觉得自己不够“诗人”这个称号。他曾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三个“头衔”:诗爱者,诗作者,诗译者。他说:“我不敢自称‘诗人’。我觉得自己还缺一点什么。”

还缺什么呢?

拜访屠岸,这位儒雅敦厚的长者谈及对翻译的理解,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诸多经历,令人感佩。他那么平静温和,却似黄河涌入大海,历经大风大浪却显出波澜不惊的宽厚与深邃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变了我的后半生

中华读书报:您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,有什么机缘?

屠岸:我原来在中国戏剧家协会,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在东四头条的一个大院子里。有一次我在食堂碰到了劳纪芳,她是人文社的编辑,我们对文学方面有话可谈。他跟我讲起当时人文社的情况,我说我的兴趣在文学,但我想不可能去人文社,因为剧协不会放人。1973年,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,分配时收到通知让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。对我来讲,是天上掉下了馅饼。因为我事先没有走任何门路,我根本没有门路。我先是在现代文学编辑室当主任,后来担任副总编,总编,党委书记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变了我的后半生。

人文社有过三驾马车不团结的历史,我当一把手时,吸取了过去的经验,领导班子非常团结,我宣称,班子里人有不同意见,全提到桌面上说,没有人背后使绊子。在出版方针上,贯彻了第一任社长冯雪锋的出版方针:“古今中外,提高为主”,出版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,重视质量,这个方针很重要。我在人文社工作先后十六年。这里是开展工作的一个平台,是我后半生最愉快的时光。

中华读书报:您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儒雅温和,但是在人文社期间,也曾有过“放炸弹”的经历?

屠岸:1979年的春天,我建议由人文社出头召开一次会议,后来这个会议开成了,叫“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”,专门谈文学创作的解放思想。很多有影响的小说作家都参加了,王蒙、刘心武、谌容、蒋子龙、冯骥才、宗璞、焦祖尧、陆文夫等等。当时有孙颙的《冬》、冯骥才的《铺花的歧路》和竹林的《生活的路》,这三部小说在编辑部有争论。最后决定,写出内容梗概,请茅盾来做指导。茅盾当年已经83岁了,坐着轮椅来,看了梗概以后,问他可不可以写,他说,可以写,看怎么写。

这下会议炸锅了。“文革”中大家被压抑得太久了,对于新时代新环境中怎么创作,大家交流得很热烈。在这个会议上我有一个发言,提到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等等。这些看法,现在看来都一般。但在1979年初,敢这样说的人还不多。后来韦君宜告诉我,有人说,屠岸放爆了一颗炸弹。

中华读书报:很多时候,您是很有魄力的。比如在引进台湾作品方面,当时在出版界也是首开先河。

屠岸: 80年代中期,和台湾有来往了。我做决定引进台湾文学作品,于是《台湾小说选》《台湾诗选》先后出版发行。接着,省一级的出版社也跟上来,大陆和台湾中断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文学交流形成热潮。

走上翻译之路

中华读书报:在您的成长中,受谁的影响比较大?

屠岸:我受父母的影响很大,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必须爱国。我对文学艺术的爱好,主要是受母亲的影响。在小学三四年级时,母亲教我读《古文观止》《古文辞类纂》,她规定我读三十遍,我就不能只读二十九遍。先是诵读文章,后来是吟诵诗歌。母亲教我读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唐诗评注读本》,还教我吟诵,她要我按照她的常州诵调吟诵唐诗,并且要达到背熟的程度。直到现在,我背《滕王阁序》仍然背得滚瓜烂熟。我14岁生了伤寒症,后来吃中药调理下来。我的母亲自照顾我,就吟诵唐诗和宋词给我听,直到我恢复健康。她教我吟诵没有耳提面命,但我听母亲的吟诵,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,那种梦境般的吟诵,直到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。

不久前常州吟诵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代表性传人是赵元任、周有光和我。我在北大中文系语音乐律研究室将常州吟诵先后录音十几次,用于传承研究和保存,而不用于商业用途。

中华读书报:您为什么会对英国文学有如此大的兴趣?

屠岸:解放前我读的中学英文课本里的课文选的都是英国文学中的精品,跟英国、美国的中学英语课本的水平是同等的,有莎士比亚的《威尼斯商人》、狄更斯的《老古玩店》选段等,这些课文培养了我对英国文学的浓厚兴趣。我的表兄奚祖权在光华大学学的是英国文学,他的课本和读物成了我的宠爱。他有一本英国诗选叫《英诗金库》,它在英美流行程度相当于中国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我从中抄了一百多首英诗题目,贴在墙上,用羽毛针掷过去,针扎到哪一题,就把哪首诗找来读。上初中时我在一位英国老太太办的夜校里补习英语,每周上三次课,她要求我们必须用英国伦敦上流社会人的发音。80年代我访问英国,在一次集会上我用这种英语发言,朗诵英诗,英国朋友很惊奇。

中华读书报:您最早翻译的诗是斯蒂文森的《安魂诗》?

屠岸:1940年我在上海,买到一本斯蒂文森的英文诗集《一个孩子的诗园》,非常喜欢。我用两种方式翻译他的一首《安魂诗》,用文言译,一种是五言十二句,一种是七言八句,押的韵也不太严格。这首诗后来我重新译成语体新格律诗,收到我的《英国历代诗歌选》中。

中华读书报:当时的翻译界有很多大家,您和他们有交往吗?

屠岸:1946年我看了郭沫若的《沫若译诗集》,觉得他有开拓性,后来发现他有译得不准确的地方。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郭译的《鲁拜集》没有修改,我就专门写了一封信提出批评,寄给人文社编辑部。过了一阵子,我在长安大戏院看戏时见到郭老,问他有没有收到我的信,他很和气,说收到了。但他不太赞同我的意见,说“酡”的意思就是脸有点红。我说:“‘酡’这个字我懂。那首诗的原意是夜莺唱‘来酒’叫蔷薇花喝酒,自己把面颊变红,并不是如您译的夜莺唱歌把蔷薇的脸儿唱酡。”他还是笑笑,没有肯定我的批评。

不久我就收到人文社的信,信是郭老写在人文社编辑给他的信上的批语。郭老用毛笔写道:“我承认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,但菲茨杰拉德是意译,既然他是意译,那我也就不改了。”(《鲁拜集》原著者是一位波斯诗人,英国的诗人菲茨杰拉德把它译成英文,风靡欧美。郭老把它译成了中文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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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那时太认真,太较真儿。李岳南翻译的诗歌集《小夜曲》,许多地方译错了,当时(1948年)我写了《译诗杂谈》投给《大公报》一点不留情面地批评他,也批了其他名家,包括李唯建、胡适、朱湘、袁水拍、高寒(楚图南)等。我还写了《译诗杂谈》(二),批了徐志摩、傅东华。还批了周作人。当时有人说,周作人虽然是汉奸,但有学问,可以让他翻译希腊的文学作品。我说不对,不能“让狗来说人话”。他是汉奸,这点我至今也不予原谅,但未尝不可以让他做翻译。

我的性格中有两方面,其中一方面是稚气、狂妄。后来,狂妄的方面被磨掉了。

中华读书报: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为人处事,您都崇尚真善美。可是在生活中有时候人们的人品和文品是不统一的。您怎么看待人品和文品的关系?

屠岸:我崇奉真善美,它是和假恶丑完全对立的。对于假恶丑,我嫉恶如仇。我想,人品和文品也许不能完全画等号,但有密切关系。有一部分文人无行。张爱玲有才华,但是她在政治上是有缺陷的。她追求大汉奸胡兰成,这是她人格上的一大污点。中国的女作家里,我佩服萧红、林徽因、丁玲,她们有才华而且爱国;周作人对新文学是有贡献的,但是他缺乏民族大义,他当了汉奸,很可耻。有些人人品不好,但不涉及民族大义,比如英国作家培根,他的哲学散文非常有名,但人品不好,培根踩着有恩于他的人向上爬,是个伪君子,但不是卖国,是属于个人的污点。我访问英国时,拒绝在培根的塑像前留影。

中华读书报:在上世纪90年代初,您翻译的《济慈诗选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版)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翻译奖。您很早就开始翻译泽济慈诗歌了,为什么会对济慈的诗歌情有独钟?

屠岸:济慈有两点吸引我。第一,济慈22岁得肺结核,我也是22岁得肺结核。在解放前,没有特效药,肺结核是不治之症,我最尊敬的小学老师余宗英先生,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张志镳和一位邻居都是死于肺结核。我当时得病之后就感觉和济慈的处境非常相似,甚至想到自己可能遭受到和济慈同样早夭的命运,因此,在感情上就时常受到济慈的打动,被他吸引。第二,济慈和我有相似的美学观点,济慈在《希腊古瓮颂》里讲到“‘美即是真,真即是美’——这就是/你们在世上所知道、该知道的一切。”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,济慈这两行诗是他的也是我的箴言,讲得非常深刻。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后来对济慈诗歌的爱好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。

中华读书报:对于中国古典诗歌,您也有很深的浸染?

屠岸:1941年,我还是高中学生,写散文诗投稿。1938年我写了第一首旧体诗《客愁》:“落叶满沙波,长空铁鸟过。天边雁影断,江上客愁多。秋老悲红树,乡心感棹歌。濛濛迷雾漫,桅影撼深波。”后来我多写白话新诗,受冯至、艾青和卞之琳的影响较大,比较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,能比较自觉地把个人感受与思想意蕴结合起来。中国古代诗人我更亲近杜甫,也喜欢李白。我小时候经历过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,抗战时我与家人逃难,从常州逃难到武汉,又逃到广州,香港,颠沛流离。杜甫身经安史之乱,也是一路逃难,所以我对杜诗更加亲切,读他的诗好像是读我自己的经历。

真正要译好一首诗,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,灵魂的拥抱,两者的合一。

中华读书报:我们以为您有几十年的翻译经验,您的翻译会是轻车熟路,但是实际上您的翻译速度很慢。

屠岸:我翻译诗歌一般先看诗歌原文,仔细阅读原文好几遍,烂熟于心,再进行翻译。济慈的诗早在40年代就翻译过,80年代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负责人任吉生约我再翻译济慈,我用了四年的时间翻译出来。翻译诗歌要感悟,要体会,要渗透到原作的精神中去,一般一天或者大半天就可以译成一首,但是,我会把译成的作品搁置一段时间,然后再去审视翻译得是否满意,再进行修改和润色,过些天可能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工作。有时会发现修改的译文不如第一稿的译文,那么就再改回去,直到满意为止。所以翻译不会很快。

中华读书报:在诗歌翻译理论上您始终坚持“客体感受力”?

屠岸:英国诗人中我是最崇拜的是济慈和莎士比亚。济慈提出的诗学概念negative capability,有人译作“反面能力”。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我翻译成“客体感受力”。有人不同意。我说,negative是“反面”,positive是“正面”,positive 是“主体”,那么negative就是“客体”。济慈的这个概念,就是指译者要放弃自己主体固有的思维定势,融入到翻译对象即客体的原文之中,拥抱原文,体会原文的文字、思想和意境,体会原作者的创作情绪,将自己融入原文之后获致的理解转化到译入语的语境之中,这就是客体感受力。诗歌创作需要“灵感”,而诗歌翻译还需要“悟性”。翻译诗歌,首先要进入原文、拥抱原文,然后发挥自己的创造力。翻译与创作不同,不能脱离原文文本,任由自己发挥。比如你要歌咏太阳,就要跟所歌咏的太阳拥抱,得到一种感受,写成诗才是精美的。济慈讲的是诗歌创作,同样适用于诗歌翻译。

中华读书报:您不止一次谈过,自己翻译诗歌时依照“以顿代步”的原则。

屠岸:我认为“以顿代步”是兼顾诗歌内容与形式的最佳译法,也可以说是翻译外国格律诗歌的基本原则。孙大雨首先提出了这一方法,他的表述是“音组”,他用音组代音步这种译法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悲剧《瓈琊王》。孙大雨用汉语的“音组”译英语的“音步”,但没有做到等行。后来,卞之琳完善了这一方法,用这个译法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四个悲剧和一部分十四行诗。卞之琳称“音组”为“音顿”或“顿”。卞之琳的这种译法可以归结为三句话:“等行、以顿代步、韵式依原诗”。其中,以顿代步是最主要的,只要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以顿代步,译诗和原诗自然就会等行了。

中华读书报:现在翻译界对很多经典著作都在重译,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?

屠岸:就济慈的中译本而言,很多译者对济慈原诗的体会不是很深,对中文运用不是很纯熟。重译不是不可以。济慈原诗都是有格律的,每一行有五个音步,诗行里有五个交替,先抑后扬。先抑后扬的轻重格无法翻译,但节奏是可以保留的,就是按照以顿代步的原则。

有人误认为新诗就是自由诗。自由诗是从惠特曼来的,它也有内在的节奏。郭沫若喜欢惠特曼,比如《晨安》是自由诗。新诗有两种,一种是自由诗,一种是格律诗。闻一多的《死水》、冯至的《十四行集》,都是有格律的。格律诗在中国有两种,一种是古典格律诗,一种是现代格律诗。前者如唐诗中的律诗和绝句,排律。后者如冯至先生的十四行诗,成了新诗的经典。我认为冯至的十四行和聂鲁达、米斯特拉尔、阿斯图里亚斯这3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十四行诗相比较,不分高下。

中华读书报:您对中国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和成就评价很高。

屠岸:中国诗人中的徐志摩、闻一多、臧克家、艾青,不比获得诺贝尔奖的大诗人水平低。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,文言文退出中国历史文化舞台。中国的文言文被称作半死不活,或半死半活。谁还用文言来写社论、政论、随笔、散文?但是有人用文言文写古体诗,比如聂绀弩对旧体诗的创作,掌握得灵活又严格,很有思想。又如鲁迅的“梦里依稀慈母泪,城头变换大王旗”,他的思想感情是现代的,跟时代紧密结合,但用的词语却是文言。英国有没有人用莎士比亚时代语言写今天时代的诗或文?法国有没有人用罗曼罗兰时代的语言写今天时代的诗文?文言文已死尤活在中国是奇特的现象。

如果是动物,我将变成小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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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读书报:您近年还在创作诗歌吗?您的诗歌创作发生过什么变化?

屠岸:我写了一本《晚歌如水》,已出版。卞之琳的一个概念是:“古典的抑制”。他感情非常饱满,但不是浪漫主义的奔放,而是用很简练的语言表达非常丰富的内涵。有一位上世纪30年代的诗人吴汶,他有一本诗集,名叫《菱塘岸》,其中的诗就是古典的抑制的典范。他的诗大都两行一节,一首诗不过五节六节或者更短,我受他的影响,写了几十首诗,跟他的风格类似。1941年,正是日本人统治时期,我的心情很压抑,想跟随我的同学去抗战大后方四川重庆,但是路途非常艰难,后来被封锁了,去不成,我到江苏吕城,在那里,我受吴汶诗歌的影响,用他的方式写了几十首。吴汶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优秀诗人,他的《菱塘岸》收有诗歌27首。

我后来的创作,有的是奔放的自由诗,有的是严格的格律诗,还写了十四行诗。有人说十四行诗是西欧资产阶级过时的东西,是“僵尸”。这是闭目塞听的武断。外国引进的东西可以变成中国的,比如油画,刘海粟画的是中国的油画。话剧也是引进的。胡琴原来是少数民族的乐器。钢琴也是外来的。我觉得十四行诗也是中国的诗歌形式,已经汉化了。1986年,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《屠岸十四行诗》,反映了我创作的一个面貌。我对韵律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,闻一多讲格律诗的创作是“带着镣铐跳舞”,吴钧陶认为是“按节拍跳舞”。我认为可以在格律中获取自由,做格律的主人。

中华读书报:谈了这么多,您认为诗歌带给您什么?

屠岸:诗歌给我带来的是精神上的寄托。没有诗歌,我的精神上没有着落。我最喜欢济慈的三首颂诗《秋颂》《希腊古瓮颂》和《夜莺颂》,到现在我还能够流畅地背诵这三首颂诗。晚上睡觉之前,我常常在心里默念这些诗,就能慢慢地进入梦乡。济慈的英文诗、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、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……每天晚上睡觉前背诗,背着背着就睡着了。

女儿问我来世希望做什么,我说,还是做诗人。我不会当小说家,爱画画,但也不一定当得成画家;如果是当动物,最好变成一只小鸟。

(中华读书报记者/舒晋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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